投身慈善二十二载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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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感谢北京大学休斯顿校友会授权转载这篇采访

作者:北大休斯顿校友会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作者:2016-06-23

受访人梁敢在海外中国留学生学者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以帮助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教育发展为使命的教育慈善组织—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担任了十多年会长,从1993年起做义工二十二年,现任基金会顾问。这个组织总计资助了四万五千多人次中小学生和七百多人次教师,建设了超过40所学校、近900个图书室,捐赠了五十多万本图书。是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他在一件事上坚持这么久?这样的组织又是如何运作的?他是怎么平衡家庭、工作与慈善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被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的很多义工视为灵魂式人物的梁敢教授。

访谈时间:2015年夏

问: 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基金会整体的概况吗?
梁敢(梁):基金会全称是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英文是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网址为http://www.ocef.org

1992年,中国希望工程成立。我们从报道中看到中国农村还有这么多失学儿童,大家都希望能尽快让他们上学。

于是92年10月份,在加州、威斯康辛、加拿大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就通过email串联起来了,在加州成立了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英文叫SOS China Education Fund)。目的很明确,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能够募集一些钱,输送到国内去,帮助那些孩子们完成他们的基础教育(九年义务教育)。

我们资助的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帮助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贫困孩子,让更多的失学儿童能够返回学校读书;另一方面,帮助一些条件特别差的学校,改善一些教学条件。我们只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们只做基础教育,而且只做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

教育很重要,不用讲百年树人那些大道理,这是我的亲身体会。一个人如果自己有亲身体会,就更能理解其中的意义。这是我加入的直接动因。其他留学生加入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就是为了要做善事。

从募款开始:“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有个成就感,先做小事情,我就做这个小事

您可以和我们聊聊对基金会的投入吗?
梁:我才毕业那会儿对基金会的精力投入没有后来多。我是从97年开始当基金会的主席之后精力投入才多了起来。到99年开始当基金会的会长,一直当了12年,那花在基金会上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基本上除了教课,做一点基础科研以外,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做慈善的。

在当会长之前的1993年,我是募捐委员会主席,管募捐的。我认为没钱做什么事也做不成,先得把钱弄到。那个时候我们规模很小,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三十几个人,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讨论分工,谁来负责哪方面的事。我就说那我来做募捐。

第一个活动93年,就是搞了一个一元钱捐款。我就打电话给各个学校中国学生会,共联系到了19所大学,呼吁他们每人捐一块钱来支持失学儿童。虽然各个地方募集来的资金都不算多,但加起来差不多也有一千四百多块钱了。这是我们的第一笔收入。

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有个成就感,先做小事情。小事情做好了以后就看到了希望。起初我们谁也没做过募款。但是有这个希望,有这个目标的话大家干劲就足。


理念相同,坚守制度,高度透明——基金会的独特优势

为什么基金会能从92年至今发展得越来越好呢?
梁:做的事要很细致,制度都很健全。最重要的是进来的人素质,背景,理念都很接近,想法基本一致,对国内了解的也比较多。对制度的坚守也比较认同。如果理念不合,做事方式不搭,就自然会分掉了。

基金会各方面的制度,比如民主制度、议事方式,都定得很清楚。拿理事会形成决议来说,多少人参加这个会才能召开,开理事会要提前多久通知,理事会的议题要由特定的程序呈报,报上来的议题要怎么批准,在会长不同意的情况下有多少人可以自动地提交提案……这些我们都有明确的制度。这只是我们清晰的制度的一个例子。

在制度上我们尽管尽量做到像专业基金会那样比较正规;但是做事99%以上都是业余的,草根的,志愿者。

这种制度是一开始就设计的还是慢慢形成的?
梁:是慢慢形成的。每年开会的时候就加一点,遇到了事情,每年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就会讨论。理事会形成的决议每年都有十几个,慢慢地有些决议就变成了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规范下来,大家做事就会比较配合,减少了不必要的争执,做事就会比较愉快。大家也认同:即使自己不同意的制度,如果多数人同意,也会去执行。

主要是我们深受美国这种法制观念的影响,比较重视制度建设,而不是依靠个人影响力。依靠个人影响力在短期是可以的,但是长远看会造成很多矛盾。

那过程中有没有过分歧?
梁:有呀,分歧不时会出现的,还有人怀疑你这么努力工作是不是为了名利什么的。但是这个组织的主体还是很健康的,这些分歧都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分部,他们搞一个音乐会要请一个人来演出。演出者来了之后要求报销往返的机票。这个事情我们认为之前你没有提出这个要求,那么就不能临时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就没有同意。

虽然我们鼓励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违反我们的原则。如果我们因此违反了我们的制度,那么遭受的损失比做出的贡献就要大多了。这个决定引起了有些人的不理解。但是制度原则是第一位,这个我们绝对不妥协的。

但是在我当会长的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因此而感到受不了要辞去会长的这个程度。因为大部分理事都非常支持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大家时常对某些慈善组织有误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梁:很多时候误会是透明度不高引起的。我们的基金会最重要的是透明度很高,财务每年都公布在网上。收入的钱,每个项目花多少钱,如果谁要查,我们都会给他们提供证据。我们的所有捐款人是关联的,甚至包括捐款人名单,资助的学校,甚至前期还有学生的名字都公布。后来考虑到隐私,我们对学生名字该隐蔽的都隐蔽掉了,如果学生不同意公布我们就不能公布。所以大家对我们都很信任。


两三百名活跃义工:保证捐款花在孩子们身上

我非常敬佩你们的义工身在海外依然有能力帮助国内的孩童。但是身在海外的人多数无法直接了解国内的需求,也难以直接去监督捐款落实情况,我想知道您在处理慈善项目方面是怎么具体操作的?
梁:不要以为义工都在美国加拿大,我们在国内也有很多义工。在国内如果没有义工到农村去家访调查,这个钱送出去是不是落到实处都是个问题。

我们在国内一直保持有一定规模,少的时候大概六七十个人,多的时候三四百人也有。现在我们基金会注册的义工,大概国内国外有五千。真正活跃的义工大概两三百人。

什么叫活跃的义工呢?我们基金会有二十几个功能组,或者叫部。每个组有组长和下面的成员。这些人要经常地做事。比如募捐组,下面有七个小组,要对不同的群体募捐,比如对公司,对华人,学生等。还有财务等各种各样的组。组里平均有十几个成员。这些就是活跃义工。

这样在美国总共有十几个组,在国内有个中国事务委员会,下面有7个组。这7个组,有助学组,高中组,监察组,人力组,特殊项目组,和图书组。过去二十年我们已经在国内建了766个图书室。

中国这7个组的义工担负国内的活动。这些人里,其中有一个一年到头专门就到16个省去家访,找当地的每个学校的校方代表和协调员联系,探讨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避免出现漏洞。这些东西都要有保障有人做,慈善才能做下去。

所以这些义工参与了从慈善项目筛选,到用款监督和回访的全过程?
梁:对的,国内的义工到各个学校去核实,国外的义工主要是募捐、审查。最初十年是国内国外用Email来联系。大包的邮件也从国内寄到美国,由休斯敦地区的人来审查。他们寄来我们要求的几种表,比如家庭情况表,学校老师和校长签名的成绩单等。我们这边审核资料。

所以这些义工参与了从慈善项目筛选,到用款监督和回访的全过程?
梁:对的,国内的义工到各个学校去核实,国外的义工主要是募捐、审查。最初十年是国内国外用Email来联系。大包的邮件也从国内寄到美国,由休斯敦地区的人来审查。他们寄来我们要求的几种表,比如家庭情况表,学校老师和校长签名的成绩单等。我们这边审核资料。

有没有出现过在地方上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如果发现了怎么处理呢?
梁: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学校把资助的钱转做其他项目,不做答应基金会做的项目。这个有,但现在很少了。一般是监察发现的。

具体的处理措施也是根据情况决定。如果他们是用于学校加强教学条件,而不是我们说的要发给学生,我们就算了。但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就不支持了,因为他们违规了。

但如果发现有些地方发得不够,比如我们给100块,他们只发了80块。另外20块如果被我们查到了,他们要退回来的。有的地方说这20块钱我们要用在其他方面,那我们要看是什么方面。如果是买课桌椅子什么的,我们还是会同意。但是如果跟教学没关系的,虽然没进他个人口袋,我们也不同意。

你如果不退回来,我们就会向教育局甚至省教育厅去反映,这样他们就被吓到了。他们一般对国外来的还是有一点敬畏心理,怕有国际影响嘛。所以往往你只要一吓唬也就好了。这样的问题也会碰到,但不普遍。


不要小看,好像做这种事情只有付出,但你自己也是得到了快乐。

在基金会的二十多年里,有没有想过放弃?
梁:我还真没想过放弃,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最好,遇到困难就去克服它。但如果有人接手,那我就可以放手了。

我的角色就是救火员。一旦我认可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把精力贡献给它。也可能因为我没有讨厌过这个事情,所以我没有想过放弃。如果在过程中出现过内部相互争斗,或者贪污腐败这样的事情,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放弃了。
但是在我们这里,一直有个特别好的团队,一直延续得很好,而且制度又很健全。大家理念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相互鼓励,心情都比较愉快。

比如我们得到全美募捐网络竞赛的胜利,这是摩根大通银行等组织的一个比赛,大家都可以去网上捐款,捐款人数第一名的组织能拿额外的捐助。大概在五年前的那次,我们拿到了冠军,把印度的那个队伍给比下去了。在比赛过程中,我们两个队的成绩一直交替上升,比赛很胶着。多亏那个时候大家相互鼓励才让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每当看到我们的成绩超过对手的时候,大家都欢呼不已——这就是参与这种组织的乐趣所在。

这种乐趣在其他的事情中是得不到的。所以不要小看,好像做这种事情只有付出,但你自己也是得到了快乐。在我们这个组织中,这种例子很
多。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组织好,如果在一个这种竞赛性的活动中得到第一名,那大家就会高兴地不得了。比自己家里赚一万块钱都高兴!
这个组织里的人没有名利思想。有的组织他做这个是为了出名,或是到国内去谋求商机,我们这个组织没有。如果有人一旦有这个思想,他在这个组织呆不下去。这种文化就创造了一种来这里当官就是为了做事的氛围,你不要想在这里有任何名利。

我们这里能上能下,比如2006年我退下来了,因为我当了5届了,只要有新人能够做,我就肯定让位了,让另一个人做。但另一个人干了不到两年他就做不了了,又没人做了,然后我又上去了。3年以前,又找到人来,我又退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理事。所有的人都是这么一个心态,能上能下,反正你的目标只是为了做一些你这一生觉得有点意义的事情。

在国内好像有些人把做慈善当作道德很高,这其实只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内部的矛盾。如果一个组织,很多人有这种太高的道德观念,或者名利思想太重,都会引起一些矛盾,引起一些争执。我们没有这些争执。总之我们这个组织还是挺健康的。


慈善,教书,生活:“这一点平衡那一点平衡加起来,都平衡了你就幸福了。”

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您人生中的一个事业?
梁:不算,我不是已经退下来了嘛。这属于我人生中的一个值得骄傲的东西。
有人问我,说你这个20年花那么多时间搞这个,你为什么不搞你的学术,多发表一些论文,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影响的科学家,然后多拿基金?我说我这样想过,我当一个教授,现在也发表了90多篇论文了,已经够了,我要那么多论文干嘛呢?我想我又当不了杨振宁这么大的一个科学家,我不如做点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让那些像我童年一样受过苦的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而且通过这件事可以把这个种子散播出去,又会影响更多的人。这个意义比成天发表论文显得更独特,更好。所以我就决定了把这个事做好。做到一定程度,有人接手了,我就让别人做,但是我还是继续支持。

我将来会一直继续,我就在一个组织做,不在其他组织做。因为我能力、精力、时间有限,我还得享受我个人生活。我不会说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捐给别人,这不是我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是,在我能够得到我自己的家庭、事业的底线的情况下,再去做慈善。

您觉得在OCEF工作的这二十年中,您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梁:对我个人来说,我就从心里面有一种满足感,就是我的人生的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一个平衡。

假设我不做这个东西,我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我会觉得奋斗一生我就为我一个自己——我们还要为别人。一个人如果所有时间都为自己,或者只为自己家庭,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前面多少代为你创造的东西,你也该回馈这个社会。

比如我们到美国来,我们一来就有这么好的条件,高速公路啊,这么好的教学条件,这都是人家多少代以前的人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机会的时候回馈社会。所以我要为我们母校捐款,为基金会捐款,为社区也做些公益。

我觉得我做了这些至少我心里是平衡的。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就是这些,这一点平衡那一点平衡加起来,都平衡了你就幸福了。这个是我的看法:就很简单,这个慈善的工作使我的生活显得更为圆满一些。

同时慈善肯定影响到我的家庭,起码对我孩子也是一种言传身教。加上孩子们自己也努力,所以她们发展得都还不错。我觉得做这做慈善本身不是什么道德特别高尚的东西,只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唯一感到比较骄傲的是我能一直做下来做了22年多,做同样的事。


量力而行。先做好自己,再帮助别人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又想说把自己的事业做好,又想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会发现自己精力有限,还有家庭各种压力,难以两头兼顾。那您给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梁:量力而行。先做好自己,再帮助别人。

不过我说的帮助别人是说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做慈善这种,不是说捐100块钱这种。捐钱这种事,任何人不管你忙不忙,都是可以做的。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像做理事这样子要花很多精力的事情。这个要在先管好自己事业和家庭的前提下,再去做。这是前提。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小到大。我是不赞成那种牺牲小家照顾大家的思想的。我认为那是违反人性的。我虽然没有逼自己去这样想,但是现在回顾起来,我还是先照顾好了小家,才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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